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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梁啓超一生以1917年底爲界,大致可分爲從政與講學兩個時期。前期致力於政治活動,卻也不時興起“社會教育”之思,以報刊文字爲啓蒙利器,梁氏更關注的是國民常識教育。至1917年,其擬想中的教育對象已逐漸從中年人轉嚮青年學生,預示了日後施教場域由社會到學校的遷移。梁希望借助巡迴講演,發明“學問研究法”與“人格修養”。後者在1918年“專爲青年修養而設”、分刊南北三家大報的“講壇”系列文章中,得到明確呈現。而其背後的深切關懷仍是社會政治改良。1920年歐游歸來後,梁啓超的講學路徑發生顯著變化,以“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并舉,分别倚重西方科學方法和儒家人生哲學。梁啓超認定,經由西方研究方法整理和闡發的中國固有文化,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不僅能够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機,也實爲“培養新人才”的“新文化”之有機部分。

版權聲明 Copyright Statement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夏曉虹 (2015)。"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 : 歐游前後梁啓超講學路徑的變動。《嶺南學報》,第四輯,頁33-59。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4/is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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