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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東漢永平十五年(72),明帝親臨曲阜祭孔,配以孔子七十二弟子從祀,開始了中國的文廟從祀制度,而鄰近的朝鮮半島自高麗王朝顯宗十一年(1020)奉入新羅儒生崔致遠從祀文廟,自此建立了中、韓賢儒並列從祀文廟的傳統。直至朝鮮高宗二十年(1883),從祀文廟的朝鮮賢儒共十八人,統稱“東國十八賢”。繼往開來,朝鮮王朝在遵照高麗王朝奉行中國文廟從祀制度的同時,就朝鮮先儒從祀文廟的標準,朝野上下俱經歷了長時間的議論,始由“文化傳播者功績”的考量,轉向以“東國傳道系譜”的確立,認同朝鮮賢儒的傳道者身份,作爲他們入廟從祀的準則。這個轉變反映了朝鮮儒者從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視角,漸次意識到他們也是文廟從祀的參與者,至在承襲和模仿中國道學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東國道學”的意識,拓展出韓國本土儒學的根本意義,宣祖朝《國朝儒先録》的問世正是這種意識具體展現的實踐結果。

版權聲明 Copyright Statement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盧鳴東 (2015)。文化接受者的身份認同: 朝鮮王朝文廟從祀的形成過程。《嶺南學報》,第三輯,頁289-30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3/iss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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