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Abstract
梁啓超一生以1917年底爲界，大致可分爲從政與講學兩個時期。前期致力於政治活動，卻也不時興起“社會教育”之思，以報刊文字爲啓蒙利器，梁氏更關注的是國民常識教育。至1917年，其擬想中的教育對象已逐漸從中年人轉嚮青年學生，預示了日後施教場域由社會到學校的遷移。梁希望借助巡迴講演，發明“學問研究法”與“人格修養”。後者在1918年“專爲青年修養而設”、分刊南北三家大報的“講壇”系列文章中，得到明確呈現。而其背後的深切關懷仍是社會政治改良。1920年歐游歸來後，梁啓超的講學路徑發生顯著變化，以“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并舉，分别倚重西方科學方法和儒家人生哲學。梁啓超認定，經由西方研究方法整理和闡發的中國固有文化，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不僅能够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機，也實爲“培養新人才”的“新文化”之有機部分。
關鍵詞 Keywords
梁啓超, 青年, 講學, 研究方法, 人格修養
語言 Language
Chinese (Traditional)
版權聲明 Copyright Statement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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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夏曉虹 (2015)。"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 : 歐游前後梁啓超講學路徑的變動。《嶺南學報》，復刊 第四輯，頁33-59。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4/iss1/2
備註 Additional Information
本文爲2015年5月2日在臺灣慈濟大學“‘五四’精神在東亞的發展與變遷暨跨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專題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