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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2008) : 後殖民中國

前言

第九期
在云云源自西方的政治觀念裡,後殖民的觀念或許最能夠道出今日的中國國情。已不記得甚麼時候開始,統治中國的共產黨不厭其煩地強調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時至今日,雖然共產黨依舊統治中國,但熾熱的股票市場、急促商品化的勞工和房地產市場、各級地方幹部和大少資本家之間形成的利益集團等似乎說明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西方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國家向外殖民擴張的歷史,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而形成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則是在一種後殖民的環境裡建立的。不過在西方的學術界裡有不少聲音質疑後殖民環境的講法,因為西方世界向外殖民擴張的年代或許已結束,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仍是世界的主導者。後殖民的觀念因而頗為曖昧,這個觀念可以被視為曾經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國家試圖在知識體系和權力論述的層次上擺脫西方國家的主導;但當在用詞上,第三世界由後殖民取代時,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無法彰顯,新殖民主義的問題更被掩飾起來。個別西方學者便認為後殖民的用辭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大行其道無非是因為相對於第三世界政治或新殖民主義等詞彙,後殖民的觀念更易於被政治保守的大學高層人員接納。

今日的中國同樣是充滿曖昧,今日的中國既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而且二者之間互為因果。今日的中國在成功收回香港的主權後可以宣稱正式結束鴉片戰爭以還的百年屈辱,今日的中國是後殖民的中國。但正如第三世界國家在後殖民的年代裡往往是處於一種新殖民主義的世界政經環境一樣,中國亦往往在人權問題上被國際人權組織批評,而中共的領導層則視人權問題為內政,人家的批評是干預中國的內政。後殖民中國對干預內政一節尤其敏感。另一方面,當中共的領導層反駁人權組織的批評,強調中國的人權標準有別,是要解決温飽時,中國人天賦的權利跟人家相比無疑是大打折扣。中國亦因而並未擺脫殖民的境況,西方向外殖民時自圓其說的理據恰好是非白人的人權不能與白人相提並論;今日的中國亦不斷強調中國人的人權不能和生活在西方社會的人相提並論,後殖民本身的曖昧性正好表達今日中國的曖昧性。

今日中國的曖昧性實在不勝枚舉,不能盡錄,今期專輯的三篇文章從不同層次上表達了當中的曖昧。林憶蘭討論中央電視台拍攝的電視紀錄片集<<大國崛起>>,片集介紹英、美、法、德、西、葡、荷等西方國家崛起的因由。<<大國崛起>>的名稱卻不甚恰當,以面積計,葡萄牙和荷蘭比中國的一個省還要細小,即使是英國也不過是小小島國,這些國家的崛起是不折不扣的小國崛起。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是否崛起對於該國的人民而言其實並不那麼重要,一個國家崛起時如果國內的社會不公沒有改變,那麼國家的崛起只會肥了原有的統治階層,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俄羅斯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領土擴張了十幾倍,領土急促擴張做成人手短缺。俄羅斯的地主階層為了一己的私利,進一步剝奪在其土地上耕種的農民的權利,俄羅斯社會因而形成了極之不合理,亦十分落後但卻牢不可破的農奴制度。西班牙同樣因為以為新大陸供應的白銀源源不絕,忽略本身的社會改革而漸漸淪為歐洲的二等國家。對一個國家而言,崛起絕對不是百利而無一害。德國的崛起更是偏遠的普魯士地主階層在他們當中的成員卑斯麥的帶領下蠶食了整個德國後,貪得無厭地向外擴張,終於觸發戰爭。<<大國崛起>>對每個國家的崛起只是十分片面地觸及,像任何電視片集一樣沒有深入討論。據聞<<大國崛起>>在國內十分受歡迎,或許這套片集的真正主角其實是中國;歷史裡中國一直以泱泱大國自居,中國崛起才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崛起。<<大國崛起>>無非是借西方國家崛起的舞台暗喻中國這個大國的崛起,情形有點像二億國內觀眾收看休斯頓火箭對密爾沃基公鹿這場NBA常規賽,對這些觀眾而言,真正的主角無非是兩位分屬兩隊的中國球員。今日的中國在人權、民主、自由等問題上反覆強調有自己一套標準,不容他人說三道四,但無論是籃球員、足球員以致整個國家都要登上西方國家搭起的舞台才能彰顯自己的成就,嚴格來說是不自覺地接受了新殖民主義。

後殖民中國的曖昧性亦可見諸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上,香港的特區政府正致力推行國民教育,但對國民身份和民族認同的討論卻從來沒有開始,好像當中涉及的問題並非問題似的。南京大學的李章斌的來稿探討“華夏”作為認同的起源與形成過程,文章一開始便指出民族一詞「本非中國古代原有的辭彙,是近代才從西方傳入的,經由日語中轉引進到中國」。李章斌指出,由於是經由日語中轉引進,在中文的語境裡民族一詞混淆了英文裡nation和people二詞。李氏認為“華夏”二字最初見諸古代文獻時只有people而不會有nation的意義,因為後者跟現代的主權國家的觀念是不可分割的。李氏的觀點極有見地,英文的語境有nation state和dynastic state的分別,中國在歷史裡不外是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替,當中有漢人的朝代,也有不完全是漢人和完全不是漢人的朝代,歷史裡中國不過是dynastic state。當然歐洲國家在歷史裡也是由個別皇朝統治,統治某國的皇朝往往不是該國的人。在現代的nation state正式確之前,國家不過是王侯貴胄的私人財產;當統治法國的Capetian皇朝沒有男丁繼位,歐洲的王侯貴胄便爭相爭奪法國的王位,英國國王更聲稱自己才是合法繼承人而不惜發動戰爭,這便是後來被歷史學家稱為百年戰爭的因由。

雖然中國的歷史悠久,但作為一個現代的nation state不但短暫,而且是否成形亦屬疑問。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只能由中共一個政黨統治,其他政黨連合法地位也沒有,對異見者又採取鐵腕手段,嚴厲打壓。今日的中國其實由一個沒有帝王的皇朝統治,跟現代的nation state仍相去甚遠。在觀念上,現代的nation state是屬於整個國家的人,而國家的任何一個公民均擁有各種任何政府機關都不能侵犯或剝奪的公民權利。今日的中國不但未有做到這點,更好像不用這樣做,不用「照搬西方模式」。西方的現代民族觀是相應現代的nation state而生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現代的民族觀不是建基於種族或血緣關係上,但中國人的觀卻往往流於「炎黃子孫、血濃於水、黃皮膚黑眼睛」等論述層次。李章斌的文章指出中國古代形成的“華夏”在開始時其實是一個政治同盟,後來則被理想化成了一種統一的民族認同。在結語時李章斌說:「過去的正統史觀對於中華民族起源和形成的看法是一元中心起源論,是相信中華民族在遠古就有一個單一的族系來源,中華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區,其中有一部分流竄於邊疆,才有了“四裔”各族。這種看法實際上是自然主義式的,實際上它假設對民族認同是穩定而一成不變的。」他更引用Stuart Hall的見解,民族認同是一個片段和不斷變化的過程(becoming),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存有(being)。

沈思的文章探討端午節的文化政治,很大程度上和應了李章斌的觀點。香港的學生自少便被灌輸端午節是紀念愛國詩人屈原,香港的小學生亦會知道屈原是楚國的大夫。他們卻不知道楚國因為不屬於“華夏”而在古代被稱作「楚蠻」,屈原被尊為愛國詩人,但他愛的國卻不屬於正統史觀裡中華民族源頭的“華夏”。 從中華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區的正統史觀來看,屈原只不過是一名邊緣人物,但卻被尊為「愛國詩人」,後殖民中國的曖昧盡顯無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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