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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文旨在指出在港英政府銳意撲滅罪行下,漫畫最終在保護兒童心理及維持治安的社會需要下被視為不良刊物。早於一九五零年代反漫畫風潮席捲全球時,港英政府已考慮跟從英國立法限制輸入和出版恐怖漫畫,以正社會風氣。而且,一九六零年代以來三合會在公共屋邨的活動猖獗導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故在罪行成因研究小組委會的研究下,漫畫被視為渲染暴力、敗壞社會道德、促成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誘因。因此,雖然以黃玉郎《小流氓》為首的武打漫畫如一九五零及一九六零年代的社會漫畫般揭露社會黑暗,甚至進而滿足基層市民渴望英雄行俠仗義的願望,但它們的內容不單被定性為反社會行為的描寫,其武打及色情元素在撲滅暴力罪行運動、保護兒童心理的社會形勢下更引起公眾抨擊。一九七三年,香港社會工作者協會等組織便撰寫《公仔書之暴力與色情研究報告》,指控相關刊物傳達不良意識,並要求政府立法禁制,最終促使《不良刊物條例》於一九七五年生效。這不單令揭示社會黑暗、強調鋤強扶弱的《小流氓》轉變為描寫打鬥情節、武功升級的《龍虎門》,也令漫畫被社會標籤為不良讀物,影響至今。由是之故,在港英政府及本地社會撲滅罪行、維持社會治安及保護青少年的需要下,漫畫由是從反映社會實況的藝術貶為傳播不良意識的次等讀物。

同時,本文也嘗試解釋《小流氓》轉變為《龍虎門》的原因及二者之差別。一九七零年,以香港為故事背景《小流氓》出版,其揭示社會惡霸橫行、毒品為禍工人與平民階級,以及英雄鋤強扶弱、行俠仗義的內容,不單深化一九五零與一九六零年代社會漫畫的題材,其展現本地社會的黑暗及俠義精神更得到讀者的支持和認同。然而,在一九七零年代初撲滅罪行運動的趨勢下,政府、大專院校與社會組織的研究皆把社會罪行的源頭指向漫畫,黃玉郎為建立《小流氓》的良好形象,在作品加入響應撲滅罪行運動、教導讀者自衛的內容。及至一九七五年《不良刊物條例》實施前後,《小流氓》的故事背景逐漸從香港移至日本、韓國、東南亞的世界各地,其主題也從揭示社會黑暗、行俠仗義轉變為強調武打技擊、武功描繪的《龍虎門》。由是之故,本文結合一九七零年代的政治及社會形勢,嘗試指出《龍虎門》的主題及編寫重點的轉變不單是為故事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是規避政府審查的營商手法。

故此,本文將先梳理有關文化產品與漫畫的理論,為往後的論述定下框架。在簡述一九五零年代後期以來香港社會治安與罪案橫行的情況後,本文將集中討論黃玉郎在一九七零年出版、風靡香港的《小流氓》,說明其反映社會現實及「小流氓」行俠仗義的內容深化一九五零及一九六零年代展示社會實況的特色,並成功得到讀者的認同和支持。本文繼而以《小流氓》為例,說明其行俠仗義的內容,以及暴力血腥的畫面引起家長的疑慮,最終被港英政府定性為反社會行為論述及荼毒青少年,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的誘因。本文最後將討論在保護兒童的思維下,《不良刊物條例》終在一九七五年通過,促使揭露社會黑暗的《小流氓》轉變為強調武功較量的《龍虎門》,並探討自一九七零年代來自本地社會對漫畫的看法,從而說明《小流氓》與《龍虎門》編寫方針的差別,以及香港漫畫自此便被冠上負面標籤。

Recommended Citation

朱維理 (2016)。社會治安、保護青少年與香港漫畫「不良讀物」的形象 : 兼論《小流氓》與《龍虎門》主題轉變之緣由。文化研究@嶺南,55。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5/iss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