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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近年香港公民抗爭的行動頻頻發生,在這些對立衝突的情景中,總會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跳出來定義「誰是香港人?」,或者宣稱「香港人應該(感謝中央/對抗中央)……」。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社會並非沒有討論過身分問題,不過實際上香港人在中英談判裏沒有位置,也沒有決定權,最終只是被動地獲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直至回歸日子漸長,承諾逐漸失效。二零一四年六月發表的白皮書指出,一國是兩制的基礎,並沒有剩餘權力,香港人的自主性進一步被否定和削弱。

在種種社會矛盾中更突顯香港人思考自身命運和未來時的失語。好像討論政制改革時,「和平佔中」曾提出,普選應須符合「國際標準」,很多支持民主的香港人都會認同和這樣宣傳。事實上,「和平佔中」提出的「標準」是具體的,但何謂「國際」呢?是指「西方」?「外國」?為甚麼香港思考自己的未來時會投射一個「國際」或者「西方」的「憧憬」?這明顯只是指「中國標準」的對立面。

二元對立,非友即敵,是近年在香港的討論裏一個主要的問題。其中一個主要對立面是「本土-中國」,香港人面對經濟崛起的「祖國」,優勢不再,而且中國對香港人的自主權日益收緊,令不少香港人對中國愈來愈反感,同時在港親中者又忿恨為何回歸十多年,仍然「人心未回歸」;而在「本土」裏面,還有「本土意識覺醒,推動公民抗命」的人士(由保育運動開始),和「維護本土利益不受內地人侵略」的「本土派」,前者會被後者稱為「左膠」,而後者亦會被前者稱為「右膠」(或者「熱狗」)。每每討論一個問題,總是立場先行,各人總是被急速地歸邊,跌入二元的死胡同。雨傘運動後尤甚。

香港人總是掌握不到自己的命運,講不到自己的故事,對自己的社會處境問不到根本的問題,要跟不同立場的人討論時又找不到討論空間,總是毫無推進,混在一堆不能言傳的困局當中。

這些問題都是香港解殖過程未順利開展和主體性難產的表徵。主體性關乎是自我意識的覺醒,由人的主體自覺和不斷反思而成,除了個人的體現外,也在公民主體的權利和責任之上的實踐。

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去改革這種「殖民未解」的結構,不能從歷史上清理「主體參與欠缺」的狀況,檢討與反思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香港人」主體成長的掙扎,我們亦無從建立香港人對自己的清楚認識,俾使香港人成為自己的歷史主體,恰當地處理自身與他者的關係。

Recommended Citation

吳諾雯 (2016)。亞洲批判論述對香港主體性釋放的可能性。文化研究@嶺南,55。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5/iss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