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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香港和台灣的文學界有「純文學」的說法──一種去政治、去市場,純粹追求文學性的想像。一九六三年,林海音甚至在台灣創辦了《純文學》雜誌,希望在冷戰政治僵局中找尋裂縫,避開政治干擾進行文學創作。文學與政治的距離,幾乎被視為文學作品藝術水平的標尺,或斷絕兩者關係,政治無助於文學追求。這種觀念普遍存在於香港,在教育體制內佔有主導地位。這種主張固然有意對抗中共自延安談話以來的文藝政策,然而卻模糊了政治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可謂顧此失彼。再者沒有政治也是一種政治,《純文學》最終諷刺也抵不住政治壓力於一九七二年停刊,以為宣稱去政治便能遠離政治,無疑是一廂情願。「純文學」的主張甚至相當激進的政治姿態,等同宣布為藝術而藝術,其實否定了文學本身的可能性,並導致可悲的結果:杜絕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的討論和探究。

Recommended Citation

麥樂文 (2015)。作家的任務 : 讀班雅明〈作家作為生產者〉。文化研究@嶺南,47。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47/iss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