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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期 (2015) : 文學的政治

前言

自從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了文學必須服務政治的講話後,文學和政治反而變成了水和油,絕對不能混為一談。就連名義上仍然恪守毛澤東思想的中共政權,知悉身兼作協副主席的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奬後,馬上在《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聲稱莫言得奬是「文學的勝利」。所謂「文學勝利」至少有兩重意思:一是指莫言得奬有別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全賴中共政權幕後策劃;另一重意思是說有別於另一華文得奬者高行健,諾貝爾獎的評審委員會純以莫言著作的文學價評他應否獲奬。無論是那重意思,文學一旦沾上政治便好像失去了文學原有的純潔。事實上,過去幾十年,香港和台灣的文學圈子都存在「純文學」的概念,即是說文學就是文學,不應沾上政治!

倡議「純文學」的人忽略了文學本身已是政治角力的場域,否則醉心政治鬥爭的毛澤東也毋須在延安舉行「文藝座談會」。事實上近在眼前的香港便出現了一場不折不扣的文學政治角力。捲入這場文學政治角力的是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創刊的文學雜誌《字花》。今年三月二十六日,網上媒體《墳場新聞》於其面書(Facebook)專頁發布一篇題為〈夏志清﹕文學本身有功能 唔係用黎養懶人〉的文章, [1]指控香港有部分文學社團接受藝發局長期資助,但並無甚麼特殊建樹;更指政府不應資助這些「文化人」,他們沒能力營生就應去領綜援,而不應再給他們文學綜援。三月月三十一日,另一網上媒體《輔仁媒體》亦發表文章〈藝術資助養家的可能性探究〉, [2]矛頭直指曾任《字花》總編輯的鄧小樺,「到這天我們是否應該正視撥款機制的確有問題,把過多的資源偏幫一堆人,以免他們成為霸權或寄生蟲,破壞整個文化界﹖」

《字花》出版社水煮魚文化行政總監洪永起同日在《字花》面書專頁發表聲明,指「水煮魚文化製作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獲藝發局資助七十一萬元出版文學雜誌《字花》及進行文學推廣,並詳細列出支出的項目,包括各職員的薪金、印刷費及其他日常支出等等,支出總數約九十萬元,餘下的十九萬元需靠《字花》銷售及廣告收入來維繫。

這一場無中生有的風波,不但揭開了默默為文學付出而不計較低微收入的工作者,更或多或少揭露了文學界的政治內鬥。鄧小樺翌日亦於《立場新聞》發表文章〈文學的自由之花〉, [3]她指出:「而不管實踐得好不好,藝術資助其中一樣理念就是,要以公共資助來平衡市場,讓有藝術價值的作品能夠被人看到。而這一原則通用於各藝術範疇,是以也應該宜用於文學藝術。世界各地,都有政府資助和私人基金資助,令市場不能support的藝術品得以生產流播。如果有人認為供求完全用市場決定,這是極右的思維,有礙於藝術的多元。」

文學以至廣義的藝術,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在既有的社會現實裏展現另一種視野或另一種維度。不錯,在現實社會裏,市場主宰一切,因為市場有能力把任何事物,包括獨一無二的文學或藝術作品,換算為同一單位的事物,透過市場,就連無價寶也變成有價。文學和藝術的最大意義恰好就是要展示一種有別於市場價值的價值,在市場主宰一切的社會現實底下,文學和藝術如要發揮其意義便無可避免地成為政治角力的場域。

今期的三篇專題文章中,〈作家的任務〉一文探討班雅明一篇講稿“Author as Producer”強調作家必須了解自身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他更進一步為作家提供參考,怎樣可以發揮作家在生產關係中的角色。從〈作家的任務〉一文的思維邏輯來閱讀〈南來作家夢:探討劉以鬯《酒徒》的文學政治 〉,第一個顯然易見的結論是在《酒徒》這部作品中,劉以鬯並沒有注意到自己在當年香港社會的生產關係中佔據的位置。《酒徒》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南來文人,來到香港這個𥿄醉金迷的地方有點兒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因而才不斷借酒消愁;但所飲的卻不是當時香港勞苦大眾飲的平價酒,而是貴價的拔蘭地。單是這一點足以說明《酒徒》裏的南來文人在香港得到的待遇起碼高於一般的勞苦大眾。但《酒徒》這部著作最令人稱道的是故事主人公酒後意識流般的自言自語,這種獨特的敘事技巧正好是班雅明在“Author as Producer”一文中倡議的,他認為作家賴以介入社會的生產關係就是其採用的技巧(technique)。令人疑惑的是《酒徒》中的意識流敘事方式是主人公酒後才採用,而主人公借酒消愁卻是因為在香港感到鬱鬱不得志,箇中的原委則是因為主人公的文學觀未能得到認同;但恰好因為這種情況才產生意識流的敘事技巧!

《酒徒》的故事主人公也是敘事者是南來文人,自覺是正統文學的護衛者,〈從《生死場》到《呼蘭河傳》脫離政治中迷局般的蕭紅文學〉一文討論的是蕭紅這位東北作家。今日中國大陸的東三省原為化外之地,在所謂漢唐盛世的年代,東三省一帶根本不入當時的版圖。今日的東三省無非是滿人及其祖先的根據地,因為滿人入主中原才併入清朝的版圖;但在清朝末年卻成了日本和俄羅斯爭奪的土地。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勝出後,先後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和成立偽滿州國,實際上控制了今日的東三省。對比這種歷史背景,蕭紅的東北作家身份早已注定她的特殊文學政治。但推薦蕭紅的著名作家魯迅和胡風卻似乎沒有留意蕭紅代表的獨特歷史背景,至於〈從《生死場》到《呼蘭河傳》脫離政治中迷局般的蕭紅文學〉一文中提及蕭紅作品的獨特女性筆觸,在今日女性主義強調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的情況下,當然是豐富的政治題材;但無論是魯迅或蕭紅本人都不可能了解這一論點。因此文學作品的意義必定超出作者本人原有的意圖,即使世上有純文學這回事,一部純文學作品,若干年後必然形成某種政治意義!

最後必須一提,這篇導言中有關在社交媒體上攻擊《字花》的介紹為廖嘉瑩所提供。

[1]〈夏志清﹕文學本身有功能 唔係用黎養懶人〉,「Cemetery News墳場新聞」Facebook專頁,2015年3月26日﹕ https://www.facebook.com/CemeteryNew/photos/a.729615857146034.1073741828.729586907148929/785997878174498/
[2]〈藝術資助養家的可能性探究〉,《輔仁媒體》,2015年3月31日﹕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5/03/31/103388
[3]〈文學的自由之花〉,鄧小樺,《立場新聞》,2015年3月27日﹕
https://thestandnews.com/culture/%E6%96%87%E5%AD%B8%E7%9A%84%E8%87%AA%E7%94%B1%E4%B9%8B%E8%8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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