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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近日香港專業教育網公佈有關大學排名及大學畢業生工作態度的民意調查,傳媒將焦點放於網站總編輯時美真及人事顧問公司經理蘇偉忠對後者的評論:大學畢業生欠缺良好工作態度,只關心玩樂多於工作。姑勿論此調查過程及其評論是否經過嚴謹的學術審思,兩人根據研究所得的評析及傳媒對調查的焦點也是一有趣課題:大眾似乎普遍接受「大學生(及其青少年群體)的工作及生命倫理應受質疑」這一論述。當然,筆者並無意否定調查中列出的所有可欲的工作倫理(包括尊重工作本質的精神、善意理解不同工作崗位面對的困難,以及對社會的承擔態度等),只是當主流的管理學普遍將「個人態度」及「個人態度培養」視為一種完全內在的、個人的、並將之並置於對社會(或市場)的「固體化」、「客觀化」(以至非人化)想像時,筆者不禁懷疑,「要求自我培養良好的生命態度」究竟是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良方,還是增強當代青少年對社會疏離感的推手。

並置閱讀往往是文化評論的拿手好戲:將兩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看出其背後的文化關連,從此敞開當代社會文化多種閱讀可能的大門,分析的文本愈不相干,愈是風馬牛不相及,愈是過癮。日本漫畫《槍王黑澤》(下稱《槍》)描述了當代日本正面對和香港情況相近的社會格局:社會主流批評青少年「自我沉溺」、對社會欠缺投入感。透過對《槍》的分析並將之並置於香港的具體脈絡作比對,或許能帶領我們重新思索此民意調查背後的視域限制與思想困境。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拱章 (2009)。由『打手槍』惡作劇開始思考人文社會 : 談漫畫《槍王黑澤》。文化研究@嶺南,1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12/iss1/7/。